3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
1974年，鲍雪侣作为文革后期首批外国留学生初次来到中国。鲍雪侣说：“我之所以选择到中国来留学，是因为上大学学的就是中文，这种选择说来话长。我们一家人对中国很有感情。我父亲是外交官，一直在亚洲任职。在新加坡读小学时，因为当地采用双语教学，作为第二语言，我学了3年汉语，但没学到什么，我一直考试不及格，汉语是我当时最头疼的一门课。我母亲在新加坡也学了点汉语，她是那种入乡随俗的人，送孩子到学校学汉语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当时仅我们一家。回到澳大利亚后，父母专门为我请了位在中国长大后移民澳大利亚的白俄家庭教师教我说汉语。我父亲对中国一直心怀友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极力主张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建交。”
那一年的9月份，她被分到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官网学习中国现代文学，不过对于她还算是语言课。“当时的汉语老师教得很好，我学了很多，她至今还在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官网教外国留学生。现代文学在当时就是‘革命样板戏’再加上一点点鲁迅。文学老师很热心地提倡‘革命样板戏’，但我不感兴趣，我就是想多和中国人交流。”1975年初，终于有两个中国学生被安排和她一起生活，她可以听她们讲复杂地道的汉语了，那真是很好的学语言机会。“但是比学习语言还重要的是我们三个同学之间的友谊。陪我住的那两个中国同学很活泼，很有才能也很热心。虽然在上海只有我一个澳大利亚女学生，我一点都不觉得寂寞。”
选择到中国度蜜月
鲍雪侣第二次到中国是1978年底，和丈夫来中国度蜜月，这当然是鲍雪侣的提议。
谈到和丈夫的相识过程，鲍雪侣说，那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她指着客厅墙上的一些黑白照片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一位德国摄影家海达•莫理逊女士拍的，她的先生是澳裔英国人。这对摄影家夫妇在中国相识结婚，并于花甲之年移居澳大利亚。那些照片是我们的藏品。我父亲早在新加坡时就认识海达•莫理逊女士了。
“1976年，我刚从中国回去不久的一天，我请这对夫妇前来吃晚餐，同时还请了我的一位女友，加上我，就是四个对中国都很感兴趣的人。我们准备好好地聊一聊中国。我女友的住处离我家远一些，于是她问住她隔壁的一位男同学唐茂思(英文名字叫Alan Thomas)，乘什么公共汽车能到我家。唐茂思则说，他不知道，但他可以送她去。我这位女友当时哪里知道，她正把我未来的丈夫带到我的身边来。我们认识两年后，于1978年结的婚。”
1978年，鲍雪侣和丈夫来中国度蜜月时发现，几年不见，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已经可以看到上面写有“欢迎你到中国来”字样的大标牌了。“这在以前是绝对看不到的。”鲍雪侣兴奋地说。
后来唐茂思先生在外交部供职，负责北亚事务（澳大利亚称东亚为北亚，是因为在其北方），所以经常有机会到中国来出差，而正式派驻中国这还是第一次。鲍雪侣随丈夫到过很多地方，但她最高兴的还是能再来中国，用她的话说，自己是“回到”中国。
视学习汉语为一大乐趣
谈到保持家庭幸福的“秘诀”，鲍雪侣认为夫妇间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她以自己和丈夫为例：“我一直支持他，他也支持我。举个例子，我到教育部工作，就是他鼓励我去做的，而我也支持他，就是他到哪儿我跟他到哪儿。对我来说，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暂时离开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我希望得到的成就不仅仅是工作上的，生活方面的成就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学汉语就是我的一大乐趣。我认为夫妻间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就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要素。我妹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本人是外交官，嫁给了法国人，有时侯她停薪留职陪丈夫到法国去，有时丈夫陪她回澳大利亚。”
随丈夫到各国任职期间，原来只能停薪留职，但现在情况不同，鲍雪侣可以通过互联网继续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教育部现在的名称是教育、科学和培训部，我一直研究终身教育工作。我希望有机会研究中国的教育，原来我只需要看看《人民日报》就行了，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的确需要花点功夫，这方面可以做一辈子的研究，只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可能来不及了。”鲍雪侣不无遗憾地说。
家庭教育经
鲍雪侣说：“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有些人认为，放任和保守之间非此即彼，我个人的看法是，做父母的应该在放任和保守间找寻中庸之道。比如，在小事上我会放任一些，但在重要事比如尊敬他人、具有同情心、具有平等观念等方面，我和丈夫希望指导孩子采取应有的态度。”
“我想我们很幸运。现代社会孩子面临的问题很多，我很高兴我的孩子很顺利地长大了。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愉快的家庭，有什么问题都能随时找我们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她那24岁的大女儿在澳大利亚做记者，两个儿子也在国内上学。他们现在的情况令鲍雪侣和丈夫都很满意。反过来，“作为父母你们比别人的父母好”，孩子们的这句话也是对他们最好的评定。
由于孩子们年底要来中国，鲍雪侣希望今年冬天不会太冷：“报上说北京已经过了13个暖冬，恐怕今年可能会有点儿变化。不过，能在北京享受到一个大雪纷飞的圣诞节，想想就令人振奋不已。”
——摘自《中国妇女》杂志2004年第12期
